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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诺谈波诺》波诺与米奇卡・阿萨亚斯对话录英文歌曲

时间2020-09-14 来源:火种原创文学网

  核心提示:阳春三月,夭夭碧枝,皎皎风荷,暖风熏醉,染了春扉。安静的午后,静静的梳理着自己的思绪,轻轻的敲打着心语,不想惊扰沉睡的记忆,不想扯住渐行渐远的思绪。初春的日头,终究是有了暖意的了,鹅黄的嫩绿轻轻浅浅的...
 

究竟是什么让波诺乖乖地坐到沙发上?如他所承认的:“我从来不和任何边说边写或录音记录的人做长时间的对话。他们通常都喝得醉醺醺的。”我很难准确地说清为什么我会成为波诺聊天、喝酒、写作的伙伴,但我会尽力解释当初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第一次和波诺以及U2乐队面对面是在1980年5月,那是我生命中完全不同的一段时光。非洲债务、艾滋病、商业贸易组织的缩写,也是非洲民主、责任、透明度的缩写。——译注我那时留着蘑菇式的发型,戴着灰色粗塑料架的眼镜。我整个一副“新浪潮”的学生装扮——红黄相间的宽条子马球衫,满是口袋的黑色裤子,在脚踝处扎得紧紧的。我为一本总部在巴黎的法国杂志《音乐潮流》(Le Monde de la musique)工作,那是我刚成为他们的音乐记者的第一个星期。我不是个骗子,但我感觉像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时我21岁,有一个法国文学的学位并大概掌握英语。《音乐潮流》是一本非常严肃,看上去又挺感伤的杂志——它黑白印刷,主要报道歌剧、著名指挥家和爵士乐大师。他们视摇滚乐为一种文化运动(mouvement culturel),他们就是这样看待那些来自伦敦的最新音乐潮流的。他们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派我到现场去看看,找出一些时代精神来。那时《新音乐特快》(The New Musical Express)是我的圣经。每个星期,这本杂志的作者保罗·莫雷(Paul Morley)和伊安·佩曼(Ian Penman)都会推崇一些来自曼彻斯特的无名乐队,他们的第一首单曲(发型以及唱片封套)都一定会引发一场美学的以及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地震。我会写下他们的名字,并安排和他们碰面——“年轻的大理石巨人”(Young Marble Giants),特别是那个在消失前只出过一张出众的唱片的《绝妙的青春》(Colossal Youth)。他们有一些真的不错,比如“迷幻皮毛”(Psychedelic Furs)、“单色套件”(Monochrome Set),而另一些则……这么说吧,挺有趣的。至于U2,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我出发去采访他们之前还没有听过他们的一个音符。

U2的四位成员共用一间简朴的两房公寓,位于柯灵汉花园,靠近南肯星顿。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难以置信的热情好客。我立刻就被这个来自都柏林,有着宽厚笑容和有趣名字的小个子所吸引,他滔滔不绝,我记得自己一边听他讲话,一边担心也许他们的音乐不如他们的谈话这么精彩。我采访过的大多数音乐人都对我提出的那些抽象的问题感到陕西癫痫病的治疗哪家医院最好迷惑,也许他们在想这个夸夸其谈的法国佬到底在说些什么玩意儿。但波诺不是,他看上去和我一样过度兴奋和缺少安全感,他很乐意去钻研我认为的深刻的话题——比如伦敦年轻时尚的重要性,U2是如何拒绝融入这股潮流的,现代音乐是如何悲剧性地忽略灵魂的表达等等。为了讲清自己的观点,他会抛出很多不同的想法,并在讨论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热烈。当他最终谈到正确的点上时,整张脸都会亮起来。他们住的地方很小,他边说边走时都会撞到墙上(现在我记起来,U2所有的成员都用睡袋,睡在同一间房里)。我不断地把我脑子里想到的几乎所有想法都发展出一套即时的新理论。即便我有时还不能完全清楚地表达自己,波诺也总能领会到。(借用鲍勃·迪伦[Bob Dylan]在《编年史》里的话就是:“当我和波诺对某个人不是很肯定时,我们就编一个人出来。”所以这下我有伴了。)我还记得那天发生的另外一些情形:刀锋(The Edge)的牛仔裤,布满了朋克涂鸦,还有他善意的微笑和谨慎的谈话;

亚当(Adam)的笑容,虽然那是一种顽皮的微笑;还有莱瑞(Larry),看上去只有15岁,整个采访过程都低着头。采访结束时,他们给了我他们的第一张单曲唱片,由小岛唱片公司出版,“11点钟的滴答声”(11 O��Clock Tick Tock)。海军蓝的唱片封套上面有黑色的“新浪潮”的条纹。这张唱片并不能马上派上用场,我在伦敦没有唱机。所以我只能去看他们的现场演出来判断他们的音乐是否和谈话一样出色。

那晚,U2在一家叫“希望和锚”的酒吧演出,或者是“月光俱乐部”?我不肯定。那里并没很多人,我估计大约70个人。我当时感到很兴奋,同时又有一点尴尬。当一个酒吧只有半满的时候,那就好像所有相关的人——乐队、观众、酒吧主人——都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回想起那一晚,我记得观众里有个高个子长头发的家伙正对着低矮的舞台,完全在乱来,在歌曲间隙大声而含糊地吼着。我看着他,想他会不会攻击台上或台下的人。但乐队好像根本不在意这个。一个朋克歌手会攻击那个制造麻烦的人,或者鼓动观众这样做,这至少能刺激现场的紧张气氛。波诺不是这样,U2也不是这样。他们好像没看见或听见那个讨厌的家伙。波诺大概是爬到了功放的架子上,或者做了件类似效果的事。事后想起来,我觉得他和U2对那里的人有点视而不见。对U2来说,我们这群人并不是伦敦某个特别酒吧里的特别观众,只是他们理想观众群的临时替代品,而对我们来说,U2也不是那支来自都柏林的特别

乐队,癫痫病人怎么治也只是理想乐队的临时替代品。尽管他们意识到只有70位观众,他们还是忙于关注一些看不见的但更重要的东西,我猜我当时也在忙着关注这些东西。那晚乐队和观众都感受到一种还未诞生的美的存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从那以后我们之间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联系。

80年代的上半期,我始终都推崇U2,并在《摇滚和民谣》(Rock and Folk)(一本月刊杂志)和《解放》(Liberation)(日报)上持续评论他们的唱片和演唱会。波诺和刀锋第一次来巴黎的时候,我带他们去了巴黎圣母院,那是他们的主意,不是我的。我仍然记得波诺突破拥挤的人群,像卡西莫多一样一瘸一拐地前进的样子,那样子就像搞笑电影《蠢蛋》(Jackass)里的主角,而史蒂夫·欧(Steve��O)电影Jackass的男主角。——译注那时应该还在幼儿园里吧。我不能百分百断定,但几乎可以肯定,是我陪波诺在巴黎的餐馆里用的第一餐。我经常

去U2的后台。在那漫长的被遗忘的岁月里,音乐组合还没有配备军事保安。浑身沾满汗水的波诺就像一个摇摇晃晃的拳击手。我喜欢U2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音乐里有一种富有灵感的笨拙。他们以一种不现实的方式表现出勇气——那是他们音乐乌托邦的一面——但同时他们又很清楚自己在现实层面的局限,所以下定决心通过制造出最响、最粗糙的噪音来呈现出他们音乐的最好一面——那是他们音乐中朋克和现代的一面。他们对那些赶时髦的人来说显得不够时尚,而对那些不赶时髦的人来说又显得太富挑战性。他们进入了一片宽阔空旷的大陆,那里人烟稀少——就像“元旦”(New Year��s Day)这首歌的录像里那片长长的冰冻的白色大草原。很多人后来会跟着他们聚集在这片开阔地带,但在最初的时候,那片地方只让人感到孤独和荒凉。你真的会怀疑会不会被搁浅在这种地方,被人遗忘,和这群一无所知的爱尔兰人在一起,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1987年,《约书亚之树》(Joshua Tree)发行并登上几乎所有排行榜的冠军位置。一些人把U2当成新的滚石(Rolling Stones)。这其实有点讽刺,因为他们每做一张唱片都以为那将是商业上的一次自杀行为。而每一次的到来都带着复仇的味道,好像成功被他们的轻蔑态度给激怒了。所以10年后,当他们推出一张“流行”的唱片(《流行》[Pop]),却需要面对商业上的失败(相对的)。跟多数乐评人一样,我很享受到达那样的境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但面对他们对音乐世界的大肆殖民扩张,我情愿按下“快湖南癫痫医院哪治好进”键。尽管我认为他们的一些歌很棒,我的心跳却已经不在同一个节奏了,所以我和他们失去联络。这其中也有羞怯的成分,这些家伙现在成了超级巨星,这在我们之间多少造成了点尴尬。问题的关键在于,U2不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了。所以很地,我得往后坐了。当然,我觉得《注意,宝贝》(Achtung Baby)很棒,但没人需要从我这里听到这样的评论了。

几年之后,我从这种羞怯中走出来。我对巨大成功的无限怀疑开始出现动摇。于是我像前男友一样采取主动。1997年,我打电话给法国周刊《摇不动的人》(Les Inrockuptibles)法国艺术批评周刊,刊名是对美国流行电视系列剧《触不到的人》的戏仿。——译注的编辑,让他派我去采访正在宣传《流行》专辑的波诺和刀锋。我猜我是想知道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否仍然保有那段过去。因为我游离于U2的命运之外有如此长的一段时间,我感觉U2游离于我的之外已经太久了。潜意识里,我不愿接受这样的想法,并想把它纠正过来。所以我13年来第一次回到都柏林。当波诺走进汉诺威港录音室的大厅,看见我等在那里时,他好像惊呆了,那感觉就像我死而复生了。接着他走过来给了我一个长时间的沉默的拥抱。他不停地说道:“我想不到是你……我想不到……”就这一眨眼的功夫,13年的时间缩成了一粒微尘。我们走进一家酒吧,很快我就忘却了那顶切·格瓦拉帽子和小雪茄烟。我记得我向他直说对《动物园》音乐录影的怀疑,我们还就此争论了一会。我们好像重新开始了在柯灵汉花园的谈话。我意识到,那次交谈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我在回巴黎的路上开始为今后和波诺见更多的面寻找理由。就是在这时,我想到了和他合作写本书。我向他提议跟随U2的“流行市场”(PopMart)巡回演出,记一本类似的东西。但比尔·弗莱纳根(Bill Flanagan)已经写过U2了:《世界尽头》(U2:At the End of the World),而且还做得很出色。波诺和我通过电话联系,他说乐队会同意这个想法,除了莱瑞,他曾经很明确地说过:“我再也不想出现在书里。”几个月后“流行市场”巡演来到巴黎,我也在那儿。第二天的早上,我回到家,电话答录机里有一条留言。一个有点气喘吁吁的声音蹦出来:“我是你的爱尔兰老朋友……演出的时候我叫了你的名字,你听见吗?……昨晚喝多酒了,我现在很不舒服……你回电给我吧,我住在皇家莫索酒店(Royal Monceau),登记的名字是佩尼(Penny)。”这一次我没能回电给他。我们不得不又等了4年。以我们扬州羊羔疯要治疗多久的标准来看,这并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2001年7月,U2在巴黎的贝西体育馆(Palais Omnisports de Bercy)做了一次极为出色的演出。我来到后台祝贺波诺。他用他特有的专注的眼神看着我,完全摆脱了犹豫,说道:“我们应该一起写本书。”真的?演出期间,在唱《我会跟随》(I Will Follow)的间歇,他背诵了一长串U2在巴黎演出过的地方,那时他(再一次)在台上喊出了我的名字。所以,这就够了。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摇滚乐队的歌手在两万人面前叫出你的名字。不管怎样,你都得回应这种呼唤。

那晚过后,我写了封信给波诺,这样写道:

我们走到2001年了。你完成了你生命中最出色的一次演出,而一切对我都变得非常自然了,和你谈话,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等等。所以我有个主意。你知道,有一种书的写法不是作者一个人来写某个名人,而是作者同那些著名的画家,作家或者电影人一起写成的:采访者会设计一系列的对话集中体现被采访者生活和工作的某个特定方面(比如说:童年和事业的开始,他们同某个特别艺术家的关系,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等等),然后这种书以对话录或谈话集的形式出版。我觉得这样的书很有趣,因为它们正和那些传统的“摇滚书籍”相反。当然,有人也可以反对说出这种书你还太年轻。但你比我更清楚在你的领域里,23年的经验已经意味着老年和智慧了。如果这是应该做的,我们就开始做吧。如果不是……那么,你知道等我们60岁的时候还是会做的。

所以,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2001年8月,“提升”(Elevation)巡演结束时,波诺失去了。几个月后,他同意开始这些采访。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经常感觉波诺和我是疗养院里的两个老人,我们拥有全世界的时间。当然,这并不是真的,因为波诺经常会用他的那句“我得跑了”打断谈话——他也确实每次都这样。谈话中断后我总是觉得像是从一个梦里醒来,但那些是很深的梦,也是很紧迫的梦。波诺曾这样总结我的谈话方式:“我直取致命之处。”对每一次谈话我都倾尽所有。我不停地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也许我再也没机会和他谈话了……但同时,波诺的话语却从他很宁静很深刻的某处传来。波诺说起话来有一种吸引人的宁静和神秘的专注。这些谈话都是紧迫和安宁这两种情绪的结合。其实这并不怎么矛盾,这种状态就仿佛是悬于暴风风眼之处。我想一些最伟大的音乐就来自那里。我很乐意相信一本书也可以来自那里。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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